腊月十四，天放晴了。
程立一早推开窗，阳光照进来，带着冬日少有的暖意。
院子里的积雪开始融化，屋檐下滴滴答答的，像是春天提前来了。
他洗漱完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——已经有些磨损，边角起了毛。
信封里装着三样东西：两张汇款单，一封编辑来信，还有一本最新期的《知音》杂志。
汇款单是前天到的，一张两千八，一张一千八，合计四千六百块。
汇款人署名：《知音》杂志社财务科。
编辑来信写得很客气，大意是说他的两篇文章反响很好，如果还有新作，稿酬可以提到千字三百元。
信末尾盖着《知音》编辑部的大红印章。
“云笈”是他的笔名。
重生回来这半年，他白天在青山镇跑，晚上在宿舍写。
把自己在基层看到的、听到的、经历的，化成文字寄出去。
最初没抱希望，只是想给自己留个记录。
没想到，两篇文章都发表了，稿酬加起来有四千六。
现在，千字三百。
程立算了算。他刚写完的第三篇，一万六千字。按千字三百算，就是四千八百块。
这比他一年的工资还多。
他小心翼翼地把杂志、信件和汇款单收好，锁进抽屉最底层。
这件事，他谁也没告诉——包括柳絮，包括陈大川，包括父母。
不是不信任，是不想节外生枝。
一个基层副镇长，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文章，还拿这么高的稿费，传出去难免引人议论。
虽说合情合法，但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上午开了个短会，研究春节值班安排。王有才主动提出除夕值班：“我家就在县城，方便。”
陈大川看了程立一眼：“程立，你春节怎么安排？”
“我父母在怀化溆浦，要回去。”程立说，“不过节前节后，我都在。”
“那就这么定。”陈大川拍板，“王副书记除夕值，程立初五前回来。”
散会后，程立回办公室，把刚写完的第三篇稿子又看了一遍。
一万六千字，三十六页稿纸，字迹工整——这是他高中养成的习惯，写字一笔一划，绝不潦草。
稿子写的是这半年来在青山镇的所见所感。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只有朴实的记录。写完了，他装进信封，封好。
下午要去县城邮电局，寄稿子，也寄两封信——一封给父母，一封给柳絮。
午饭时，李秀英端着餐盘过来，神色有些兴奋：“程镇长，老鹰岩的竹编样品寄出去了！龙支书说，走的加急挂号，三天就能到省城。”
“好。”程立点头，“接下来就是等了。”
“您说，能成吗？”
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”程立说，“咱们把该做的都做了，剩下的，看缘分。”
李秀英看着他，忽然说：“程镇长，您有时候说话，不像二十多岁的人。”
“像多大？”
“像……经历过很多事的人。”李秀英笑了，“不过这样挺好，让人踏实。”
下午一点，程立搭上去县城的班车。雪化了，路泥泞，车开得慢。他靠窗坐着，看着窗外掠过的山峦、田野、村庄。
到县城时，已经两点半。邮电局在县城中心，一栋三层小楼，绿色的大门，门口挂着“人民邮电”的牌子。
程立走进去。柜台里坐着个中年女营业员，正在织毛衣。
“同志，寄挂号信。”
营业员抬起头，接过信封看了看地址：“《知音》杂志社？武汉的啊。邮费一块二。”
程立付了钱，看着她在信封上盖戳。咚的一声，戳印清晰——凌水县邮电局，1993年1月5日。
是的，已经是1993年了。时间过得真快。
寄完稿子，他又买了两张邮票，找了张桌子写信。
先给父母写：
“爸妈：见字如面。儿在青山镇一切安好，工作顺利，勿念。春节柳絮会来家里过年，她是北京人，可能不习惯湘西的冷，妈多准备一床被子。儿腊月二十八回家。另，随信汇去一千块钱，置办年货用。儿立，腊月十四。”
写得很简短。那一千块钱，是从稿费里取的。他另外留了一千，准备春节给父母买点东西。剩下的两千六，存起来，以后有用处。
信封好，贴上邮票，投进邮筒。
做完这些，他走到邮电局门口的公用电话亭，投了硬币，拨了柳絮宿舍的号码。
响了三声，接通。
“喂？”是柳絮的声音。
“是我。”
“程立？”柳絮有些意外，“这个时间，你怎么打电话？”
“在县城邮电局，寄点东西。”程立顿了顿，“顺便告诉你一声，春节的事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。
“你父母那边……都说好了？”
“嗯，信刚寄出去。”程立说，“他们很高兴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柳絮的声音柔和了些，“对了，你刚才说寄东西，寄什么？”
程立犹豫了一下。写稿的事，他还没告诉柳絮。不是刻意隐瞒，只是觉得没必要特意说。
“一些材料。”他含糊地说。
柳絮没再追问，转而说：“我今天看到一份内参，提到湘西的扶贫工作。里面有个案例，写的是青山镇修桥通路的事。”
程立心里一动：“怎么写的？”
“写得挺实在，不浮夸。”柳絮说，“说有个年轻干部，带着群众实干，不搞花架子。我猜，写的就是你吧？”
“可能吧。”
“程立，”柳絮忽然说，“你比我想象的做得更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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